2025年世界肥胖报告

科技应用解读
2025-09-08 21:33:39

工作组名单

翻译：孙照彰范育张思晨杜红孟向阳周珂葶孙美晨李娟

审校：彭雯孙照彰薛杰马德福齐欣苟波王友发

设计：杜红孙美晨赵雨桐

摘要：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全球将难以实现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制定的2025年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NCDs）防控目标，包括“遏制糖尿病与肥胖患病率上升趋势”和“以2010年为基准年，将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总体过早死亡率相对降低25%”（世卫组织，2013年）。全球亦难以实现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确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到2030年“通过预防和治疗将NCDs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减少三分之一”（联合国，2015年）。

多种风险因素加剧NCD患病风险，包括吸烟、缺乏体育锻炼、不良饮食和超重等。这些因素导致全球半数以上NCDs过早死亡（2021年约1 070万例）。其中160万例（15%）过早死亡归因于高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衡量超重的替代指标）（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 2024年）。在2型糖尿病相关过早死亡中，该比例攀升至55%。

除了导致过早死亡的全球负担，还有大量患者虽存活但饱受NCDs带来的健康问题困扰。2021年，成人因NCDs在已知风险因素影响下累计损失1.611亿健康寿命年，其中4 430万（27%）健康寿命年损失归因于高BMI（GBD，2024年）。有证据表明，除非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干预，否则降低成人高BMI患病率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根据当前趋势，到2030年，高BMI将影响近30亿成人（约占全球成年人口50%）。这一数值显著高于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的低于20亿（40%）和2010年世卫组织NCD防控目标基准年的16亿（36%）。

高BMI的可能性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因此到65岁或70岁时，大部分人群将经历超重或肥胖。2022年数据显示，全球200个国家中，147个国家的成人终身高BMI风险超过52%，其中62个国家该风险超过80%。以BMI≥35 kg/m2为阈值，全球多数国家超过10%的成人一生中都会超过该值。根据2022年数据，在近五分之一国家中，超过20%的成人一生中早晚会超过该值。按当前发展趋势，高BMI人数预计将持续上升，中等收入国家尤为显著。这是对需要接受医疗干预的肥胖人群比例的保守估计。

各国应对成人高BMI的能力可以通过以下因素评估：国家卫生系统提供肥胖和NCDs治疗的能力、监测实现国家目标进展的能力以及实施全国性政策和行动以预防全民体质量增加的能力。最新数据通过8个“卫生系统准备度”指标表明，仅有13个国家在全部8个准备度指标上具备能力（包括监测和引导）。在5项肥胖预防政策指标中，没有任何国家将5项政策和行动全部落实。总体而言，只有1个国家（汤加）在13项综合指标中满足12项，另有5个国家（墨西哥、印度、英国、芬兰和马来西亚）满足11项。67个国家在13项指标中仅有1项或没有任何一项达标。多数国家的医疗体系尚未做好充分应对肥胖的准备，且肥胖防控政策仍显不足。

关键词：肥胖；超重；高身体质量指数（BMI）；非传染性疾病（NCDs）；过早死亡；疾病负担；肥胖防控

中图分类号：R589.2""" 文献标志码：A

2025年世界肥胖日正值推动肥胖防控行动的关键时刻。今年9月，各国政要将齐聚联合国大会第四届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NCDs）与心理健康问题高级别会议，评估全球NCDs防治进展，并制定下一阶段的行动纲领。本报告中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在实现NCDs防治目标方面进展滞后。报告同时强调，优先关注肥胖问题并采取行动是减少NCDs全球影响的关键契机。

报告第一部分展示了2000至2030年全球及地区成人超重、肥胖及主要NCDs患病率的最新预测。按当前发展趋势，到2030年全球将有近30亿成人（约占成年人口50%）受超重或肥胖影响。此外，需终身接受医疗干预的肥胖患者数量激增，这将对全球医疗体系带来严峻挑战。

肥胖既是一种疾病，也是包括部分癌症、心脏病、中风及2型糖尿病等在内多种NCDs的主要诱因。报告第二部分聚焦此类疾病的分析。同《2024年全球肥胖报告》中的数据一样，本报告发现因超重和肥胖导致的残疾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美洲、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本报告进一步证实，肥胖已成为真正的全球性问题，且未来至2030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幅度最为显著。

2025年世界肥胖日主题为“推动系统变革，塑造健康人生”（Changing Systems， Healthier Lives），强调全球肥胖与NCDs患病率攀升是多重系统失效的综合结果。医疗体系缺乏有效应对肥胖的能力，同时助长偏见和污名化；食品体系中，企业不仅生产不健康食品，还投入巨资进行营销推广；城市规划与交通系统不利于民众积极出行与锻炼身体。报告第三部分首次深入分析了各国的政策指标，尖锐指出：鲜有国家具备应对肥胖流行的系统性机制。

单一干预措施无法遏制肥胖的蔓延。值此世界肥胖日，本报告呼吁深入审视肥胖与NCDs背后的系统性因素，推动结构性变革，为全人类创造更健康的生活环境。各方须以肥胖患者的需求为行动核心，携手推动全面变革。

许多肥胖防控和管理政策同时有助于降低NCDs的影响。这些政策既能对共同风险因素（如不健康饮食、缺乏体育锻炼及商业驱动因素如营销）进行干预，又能通过控制超重和肥胖来降低疾病风险。因此，肥胖防控行动是实现公共健康福祉的“双赢”举措。

报告的最后重点介绍世卫组织发布的《终止肥胖技术方案》，其中包含一系列优先行动事项和干预措施建议。这些行动和措施对遏制肥胖率上升的影响已被证实且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

此外，报告附录包含199个国家和地区的成人超重、NCDs及政策响应国家计分卡，旨在为决策者制定变革性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致谢：《世界肥胖报告》是由世界肥胖联盟（World Obesity Federation）出版的非商业性出版物。本报告使用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协作组（NCD 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联合国人口司（UN Population Division）、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全球膳食数据库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的公开数据，世界肥胖联盟特此表示感谢。以上机构对数据的具体使用不承担任何责任。

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和诺和诺德公司（Novo Nordisk）为本项目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用于资助世界肥胖联盟《2025年世界肥胖报告》的编制工作。礼来公司与诺和诺德公司均未对《世界肥胖报告》的内容或与此资助相关的任何材料/活动进行控制或施加影响。

数据来源：本报告由蒂姆·洛布斯坦（Tim Lobstein）、贾娜德·波威斯（Jaynaide Powis）、雷切尔·汤普森（Rachel Thompson）和蕾切尔·杰克逊-利奇（Rachel Jackson-Leach）整理汇编。世界肥胖联盟的传播与政策团队提供补充资料。所有数据均在获得直接许可或在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4）协议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1中的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部分。

1 全球超重和肥胖情况

按当前趋势推算，全球将无法实现世界卫生大会设定的2025年NCDs防控目标，其中包括“遏制糖尿病和肥胖的增长”和“以2010年为基准，将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及慢性呼吸道疾病导致的总体过早死亡率相对降低25%”（世卫组织，2013年）。

正如历年《世界肥胖报告》所揭示的，当前NCDs与肥胖流行趋势表明，绝大多数国家，甚至可能无一例外，都将难以达成既定防控目标。相反，众多中等收入国家的超重肥胖率正加速攀升，而部分高收入国家的肥胖率则在高位趋于平稳。

本部分展示全球及各地区成人高身体质量指数（BMI）的变化趋势。高BMI包含超重（BMI 25～lt;30 kg/m2）、肥胖Ⅰ级（BMI 30～lt;35 kg/m2）以及肥胖Ⅱ级及以上（BMI≥35 kg/m2）。本报告将肥胖划分为两个类别（BMI 35 kg/m2以下和以上），因为BMI 35 kg/m2是当前临床指南中常见的临床治疗转诊阈值（参见例如NICE， 2024）。最新全球高BMI预测表明，到2030年即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DG）的目标年份，将有近30亿成人（约占成年人口的50%）受到影响。这一数据相比2015 SDGs设定的不足20亿人（40%）和2010年世界卫生大会目标基线的16亿人（36%），均有显著增长。

高BMI的发生风险随年龄增长显著上升，到65或70岁时，较大比例人口在一生中都会经历高BMI。2022年，大多数国家的成人终身高BMI风险已超过50%。在许多国家，这一比例甚至超过80%。

此外，报告展示了成年期BMI≥35 kg/m2的最高患病率，以估算肥胖Ⅱ级及以上的终身患病风险。对于当前将BMI≥35 kg/m2作为医疗干预转诊条件的卫生服务机构而言，这些患病率数据在2022年数据基础上给出了一生中可能需要医疗干预的成人比例的保守估算。结果显示，在大多数国家中，该比例超过成年人口总量的10%，在约五分之一的国家，该比例达到20%及以上。

本报告第二部分将重点探讨高BMI对NCD患病风险的推动作用以及超重和肥胖的高患病率如何阻碍NCD防控目标的实现。

本报告第三部分将分析应对高BMI及其引发的NCDs所需的政策及干预措施。鉴于世界卫生大会设定的肥胖与NCD防控目标可能难以实现，世卫组织已发布加速行动应对肥胖的提案，并为其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这些提案基于现有政策和正在推进的干预措施，相关内容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论述。

1.1 全球成人高BMI趋势

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协作组（Non-communicable diseases-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NCD-RisC）对全球超重和肥胖患病率的最新估计显示了从1990年到2022年的趋势（NCD-RisC， 2024）。若缺乏有效干预来改变这一趋势，这一态势将延续至2030年（图1）。模型预测表明，到2030年，全球50%的成年男性和女性将处于高BMI状态，全球17%的男性和22%的女性将达到肥胖水平。

患病率数据反映了高BMI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通过结合人口规模变化趋势，本报告还能推算出实际受影响的成年人数量。表1基于图1显示的患病率趋势，列出了主要年份受高BMI影响的男性和女性预估人数。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超过29亿成年人处于高BMI状态，其中11亿（男性4.87亿，女性6.43亿）将达到肥胖水平（BMI≥30 kg/m2）。值得注意的是，届时肥胖Ⅱ级及以上（BMI ≥35 kg/m2）的人口规模将接近4亿，且以女性群体为主。这些预测数据对卫生服务资源的规划和配置具有特殊指导意义——预计每3位BMI≥35 kg/m2的成人中有2位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表8-表11）。

1.2 世界卫生组织各区域成人高BMI人数及患病率

世卫组织通过其区域办事处开展工作，因此，本报告基于NCD-RisC的预估数据和世界肥胖联盟截至2030年的最新预测，计算了各区域高BMI成年人的数量及患病率（表2-表7）。

1.3 按世界银行收入群体划分的成年人高BMI人数及患病率

根据世卫组织各区域数据显示，不同地区呈现出的差异趋势可能反映出文化及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依据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各国划分为四个收入等级。基于NCD-RisC的评估数据以及世界肥胖联盟截至2030年的预测，本报告计算了各收入等级成年高BMI人群的数量及患病率（表8-表11）。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超重人群（BMI 25～lt;30 kg/m2）的患病率已趋于稳定，而这一趋势尚未在其他收入水平的国家出现。然而，所有收入水平的国家高BMI的总体患病率仍在持续攀升，其中肥胖Ⅱ级及以上（BMI≥35 kg/m2）人群的患病率增幅尤为显著。

1.4 高BMI的终身风险

高BMI的发生风险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到65岁或70岁时，较大比例的人群在一生中都会经历高BMI状态。2022年，大多数国家的成年人一生中患高BMI的风险已超过50%，而在许多国家，该比例甚至超过80%。

前文报告的成年人肥胖率涵盖了从20岁至85岁以上的所有年龄段。然而，已有充分证据表明，肥胖风险在成年后数十年内会持续上升，因此中年群体的超重或肥胖比例通常高于全国平均水平。NCD-RisC对各国肥胖率的估算具体到每5岁为一个年龄组。本报告提取了20～85岁年龄范围内各年龄组肥胖率的峰值（即任一年龄组中的最高患病率），作为对个体一生中出现高BMI风险的初步估算。这一数据可能较为保守，因为峰值年龄段的高BMI人群并不包括那些尚未经历BMI升高阶段或已经从早期较高BMI水平减重成功的个体，详见附录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在绝大多数国家，超重和肥胖患病率最高的年龄段为男性40～65岁、女性40～70岁。相关图示见报告原文。全球较大比例的人口在一生中都可能经历超重或肥胖。2022年，200个国家中有147个国家的成人一生中患高BMI的风险超过50%，其中62个国家该风险超过80%。

在高收入国家，高BMI的最高患病率往往更高，且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群；而在中低收入国家，最高患病率相对较低，且多集中在较年轻的人群。

此外，本报告还提供了成年期BMI≥35 kg/m2的最高患病率数据，以估算肥胖Ⅱ级及以上的终身患病风险（附录2）。对于目前将BMI≥35 kg/m2作为临床干预转诊标准的卫生服务机构而言，这些患病率数据在2022年数据基础上给出了一生中可能需要医疗干预的成人比例的保守估算。研究发现，在大多数国家（121个，占比60.5%），该比例超过成年人口总数的10%；更有部分国家（36个，占比18%），超过20%成年人可能患有肥胖Ⅱ级。

这些分析结果表明：①与目前仅基于BMI的研究（Stokes等，2017）相比，更大比例人口受肥胖及其健康后果的影响；②BMI历史数据应成为肥胖流行病健康监测的一部分，以便全面评估肥胖对健康损害和过早死亡的影响。

2 NCDs与高BMI

2021年，全球有超过1 700万70岁以下人口死于NCDs，其中1 100万例死亡归因于可避免的风险因素。在这些可预防的过早死亡案例中，高BMI作为致病因素占比15%。对某些特定NCDs而言，这一比例更高，例如2型糖尿病，55%的可预防过早死亡与高BMI有关。同样，高BMI也与NCDs导致的长期健康状况不佳密切相关。2021年，NCDs造成全球可避免健康损失1.61亿成人年，其中27%可归因于高BMI。

除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到2025年将四大NCDs导致的过早死亡率降低25%”外，SDG还增加了“通过预防和治疗，将NCDs导致的过早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 的目标。然而，按当前趋势，这两个目标均难以实现。高BMI是持续推高NCDs患病风险的重要因素，若不采取针对超重和肥胖的行动，这些目标恐难达成。

2025年目标涵盖的四种NCDs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含心脏病和中风）、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其中，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主要由空气污染和吸烟引起，但其他三类NCDs的风险增加均与高BMI（定义为 BMI≥25 kg/m2）显著相关。

本部分主要呈现两项核心指标：一是因NCDs导致的过早死亡（70岁前），不同国家与地区差异主要反映医疗干预措施的可用性和可及性以及发病率上升趋势；二是因NCDs导致的成人残疾/患病生存年数（YLD），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反映风险暴露水平（如致胖因素、不良饮食或体育锻炼不足）和医疗干预措施的可及性。

高BMI导致多种健康问题，本报告聚焦四大NCDs：癌症、缺血性心脏病、中风和2型糖尿病。这些疾病也是世界卫生大会2025年目标的重要方面（此外还有主要由吸烟和空气污染导致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同时，高BMI也是其他NCDs（如肝病、肾病、肌肉骨骼疾病）的风险因素，并可能加剧神经系统疾病（如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和精神健康问题（如抑郁症）。高BMI还会增加罹患传染性疾病的风险，例如感染SARS-CoV-2病毒后的健康损害。

2.1 NCDs的全球流行趋势

如前所述，实现世界卫生大会2025年全球目标或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些目标要求将主要NCDs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大幅削减。如图2所示，自目标设定以来，本报告重点关注的四种NCDs死亡率（每10万人口）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这一期间治疗服务的可及性未显著改善，抑或改善成效被不断攀升的发病数量所抵消。

此外，成年人因主要NCDs导致的患病生存年数趋势显示（图3），除2型糖尿病显著上升外，其他NCDs每10万成人中的患病率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导致这些疾病的风险暴露未降低，糖尿病风险暴露甚至有所增加。未能有效遏制高BMI患病率的持续攀升，很可能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因素。

需注意的是，疾病风险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这意味着：①不同风险因素可能相互增强影响；②风险因素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例如，高BMI会增加罹患高血压的风险，而某些饮食相关风险因素（如高盐、高脂饮食）可能同时增加高血压和高BMI的风险。

2.2 高BMI对四大NCDs发病风险的相对影响

ZHOU等人（2024年）的研究发现，过去30年（1990—2021）间，本可通过降低高BMI患病率而避免的死亡人数和患病生存年数实际上增加了一倍以上。本报告使用同一数据库分析高BMI以及其他慢性疾病发病的风险因素，重点关注四种主要的NCDs：癌症、缺血性心脏病、中风和2型糖尿病。结果显示，高BMI是过早死亡（表12、表13）和成人患病生存年数（表14、表15）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导致癌症、缺血性心脏病、中风和2型糖尿病过早死亡的风险因素彼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尤其是高BMI。而且四种NCDs的风险因素存在高度重叠。这印证了全球NCDs防控需要跨疾病协同行动的观点。肥胖是少数被列为NCDs“风险因素”的NCDs之一。因此，遏制并降低肥胖患病率对实现全球NCDs防控目标至关重要。

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还估算了不同风险因素（含高BMI）导致的死亡和成人患病生存年数。表13显示，可归因于风险因素的所有NCDs过早死亡中，15%由高BMI导致，而在2型糖尿病导致的死亡病例中，这一占比高达55%。

表13第4列数据（高BMI导致的过早死亡）也可以通过堆积图展示（图4）。图中可见，2021年超过160万例NCDs过早死亡归因于高BMI。

除分析癌症、缺血性心脏病、中风和2型糖尿病导致的过早死亡风险因素排名外，还可统计这些疾病患病生存年数的风险因素排名。表14显示高BMI在癌症和2型糖尿病风险因素中位列第二位，在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因素中位列前十位。

与过早死亡风险因素类似，多数患病生存年数的风险因素之间也存在因果关联，尤其是与高BMI密切相关。同时，四大NCDs的主要风险因素也存在显著重叠。这表明，减少NCDs导致的健康损害和死亡需要跨疾病领域的协同行动。

表15估算了不同风险因素（含高BMI）导致的成人患病生存年数。总体而言，可归因于风险因素的NCDs成人患病生存年数中，27%由高BMI导致，这一比例在2型糖尿病中高达55%。图5通过堆积图展示了因高BMI导致的成人患病生存年数。数据显示，超过4 000万成人患病生存年数可归因于高BMI。

2.3 世界卫生组织各区域高BMI导致的过早死亡和成人患病生存年数

图6和图7展示了世卫组织划分的各区域内由特定NCDs引发且可归因于高BMI的过早死亡人数和成人患病生存年数。

2.4 按世界银行收入水平划分的过早死亡和成人患病生存年数

迄今为止，高BMI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最多的是中低收入国家（图8），表明其医疗救治水平相对滞后。

图9显示，高BMI导致了较高的成人患病生存年数，这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尤为显著，表明这些国家虽然具备可及的治疗手段，但预防措施却相对薄弱。

3 推动系统变革，塑造健康人生

全球肥胖率的持续攀升折射出多重系统性短板：首先，医疗卫生体系在肥胖诊疗能力建设方面存在不足，且针对肥胖人群的偏见与污名化现象长期未能消除；其次，跨国食品企业主导的产业格局助推高热量食品过度生产，并通过巨额营销投入影响公众消费选择；再次，现行公共政策框架受限于滞后的健康统计数据和单一归因的肥胖认知范式；同时，城市规划与交通资源配置未能有效支持居民开展日常体育锻炼。面对这一公共卫生挑战，亟须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系统性改革。目前，肥胖患者群体正以实际行动引领这一变革进程，这一态势将在2025年世界肥胖日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展现。

本报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概述了当前面临的挑战规模，并着重强调了肥胖在主要NCDs相关的死亡和疾病中的影响。显而易见，为实现世卫组织及SDG中涉及肥胖和NCDs的各项目标，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既要从政策层面入手综合应对多种风险因素，又要确保肥胖及其他NCDs患者能够在医疗保健领域获得所需服务。为有效遏制肥胖及相关NCDs的上升趋势，亟需对现行基本制度进行全面审视，并通过政策和制度改革弥补现有制度中的主要不足。

本报告第三部分首先阐述应对肥胖和NCDs所需的政策类型以及可用于监测进展和推动行动的国家级数据指标；其次介绍世卫组织新发布的多领域行动框架（《终止肥胖技术方案》其中一部分），该框架包含12项优先行动和18项建议干预措施。这些行动和措施的影响力和成本效益均已得到证实，将有力推动肥胖和NCDs防治工作加速开展。

3.1 卫生系统

通过对NCDs导致的过早死亡率以及未经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病率等现有数据的分析，可初步评估卫生系统是否具备提供NCDs预防与管理服务的能力。附表1中列出了世卫组织全球健康观察给出的上述指标的国家估算数据。

全球多数人口所在国家中，超过30%的2型糖尿病患者未能获得治疗（具体数据见附表1-表3），比利时、哥斯达黎加、芬兰、约旦、波兰和葡萄牙等国除外。各国在2型糖尿病治疗可及性方面的显著差异：中低收入国家（如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国家）的患者获得治疗的可能性远低于其他国家。如第一部分所述，这些地区正是肥胖及相关NCDs（如2型糖尿病）发病率上升最快的区域。

附表1-表3列出了评估卫生系统能力（通过UHC NCD指数衡量）及其结果（未接受治疗的糖尿病患者百分比和NCDs患者过早死亡百分比）的指标。同时，本报告记录了哪些国家已制定超重/肥胖管理和NCD初级保健管理的国家级指南/方案/标准（见第3.4节）。

目前尚未收集肥胖相关服务的全球覆盖情况，但在所有收入水平国家中，获取肥胖相关服务的障碍普遍存在。世界肥胖组织“提供者、患者和系统的管理与宣传”项目指出，肥胖医治仍面临许多障碍，解决这些障碍才能加强医疗卫生系统应对肥胖问题的能力（图10，资料来源：Jackson Leach等，2024年）。当前，该项目第二阶段正在进一步探讨上述挑战，针对不同国家、地区及收入水平差异进行具体分析，增进对全球肥胖政策与应对现状的了解。

3.2 健康环境

规律的体育锻炼是预防和控制肥胖的重要手段，同时有助于降低高血压、多种癌症、骨质疏松症、2型糖尿病、中风、心脏病发病风险，并可有效预防痴呆症和抑郁症（世卫组织，2018年）。然而，当前许多人的生活环境并不利于体育锻炼的开展。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均体育锻炼水平尚未达到最低要求。

体育锻炼是指所有形式的身体运动。常见的体育锻炼方式包括步行、骑自行车、轮滑、体育运动、积极的娱乐活动以及游戏等，这些活动适合任何技能水平的人群参与，且可以从中获得乐趣。然而，目前估计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和81%的青少年未能达到足够的体育锻炼水平。此外，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体育锻炼不足的水平也在上升，部分地区比例甚至高达70%。坐姿时间和屏幕时间是久坐时间增加的主要形式，随着交通方式的改变、技术在工作和娱乐中的广泛应用以及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不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2024年）。

世卫组织在《全球体育锻炼行动计划（Global Action Plan on Physical Activity）》中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善健康生活环境，其中包括：加强政策支持，促进积极出行；改善公共空间和绿色开放空间的利用；提供支持计划，鼓励不同能力人群参与体育锻炼（世卫组织，2024年）。此外，实施促进体育锻炼的税收激励政策和补贴（例如自购买行车的免税优惠、降低体育用品的消费税、对课外体育锻炼项目提供财政补贴等）也有助于减少肥胖和其他NCDs的健康风险。

关于成年人体育锻炼不足的各国估计数据，可在本报告末尾的国家评分卡中查看。

在体育锻炼不足存在性别差异的国家中，女性体育锻炼不足比例普遍高于男性。这一现象凸显了制定促进性别平等政策和计划的必要性。此类政策和计划应作为推动和保障各年龄段人群权利的一部分，鼓励人们根据自身能力公平参与常规体育锻炼。附表1-表3记录了各国是否已制定体育锻炼和管控体育锻炼不足的国家级指导方针以及是否出台促进体育锻炼的税收激励政策（相关内容亦见第3.4节小结）。

3.3 食品体系

本报告第一部分指出，2010年以来全球肥胖的增加与不健康食品消费的上升密切相关。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超加工食品（ultra processed food， UPF）占比较高的饮食结构转变以及含糖饮料消费有关（Lane等，2024年）。除增加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外，近期分析表明，仅含糖饮料的大量消耗每年就导致超过200万例2型糖尿病和100万例以上的心血管疾病（Lara-Castor等，2025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估算显示，深度加工食品占比较高和植物性食品占比较低的饮食结构导致全球每年因健康不良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6万亿美元，同时也进一步对环境和社会福祉造成了负面影响（FAO等，2024年）。

如表12所示，诸多与不健康饮食相关的风险因素均与NCDs导致的过早死亡密切相关。NCDs导致过早死亡的首要饮食相关风险因素：高钠饮食、全谷物摄入不足、加工肉类高摄入、含糖饮料高摄入、水果和蔬菜摄入不足。这一现象凸显了制定强有力的食品系统政策的必要性，以同步应对超重和肥胖问题。

3.4 国家比较：系统准备情况

基于现有最新数据，本报告通过13项指标（详见下文）对各国应对肥胖的系统准备情况进行了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国家卫生系统提供肥胖及相关NCDs治疗的能力、监测实现国家目标进展的能力以及实施预防和管理政策的能力。完整数据集见附表1-表3。

总体来看，仅1个国家（汤加）在13项综合指标中满足12项；另有墨西哥、印度、英国、芬兰和马来西亚5个国家在13项指标中满足11项。67个国家在13项指标中仅1项达标或未满足任何一项。

3.4.1 公共卫生系统指标表16及附表2整理了世卫组织全球健康观察提供的2021年8项指标的最新数据。令人担忧的是，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家（197个国家中的67个）仅有1项或更少的指标落实到位。这些国家大多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也包括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如巴基斯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缅甸）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其肥胖率和NCDs发病率正在快速上升。仅有13个国家在所有指标上均作出“是”的回答，分别为：白俄罗斯、不丹、加拿大、中国、芬兰、伊朗、马来西亚、俄罗斯联邦、汤加、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英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然而必须指出，指导方针或标准的存在并不等同于实际落实。政治、技术和资源方面的挑战可能限制各国政府落实建议行动的能力。同样，近期开展调查的证据并不意味着决策者必然使用这些数据，可能存在“知识-行动差距”。这进一步凸显了各国民间社会在推动公共卫生措施问责制以应对肥胖和NCDs方面的重要作用。

3.4.2 政策准备指标

基于世卫组织数据库（GIFNA，2024年）和全球健康观察（Global Health Observatory，2024年）的数据，本报告整理了5项促进健康饮食和体育锻炼的最新政策相关数据（均为2021年数据，附表3）：①含糖饮料税收：是否对含糖饮料征税；②高脂肪、高糖食品税收：是否对高脂肪、高饱和脂肪、高糖或高盐食品征税；③健康食品补贴：是否对健康食品提供价格补贴；④限制儿童食品营销：是否制定政策，限制儿童接触不健康食品的宣传营销；⑤体育锻炼税收激励：是否实施促进体育锻炼的税收激励措施。

研究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时制定并实施了全部5项政策。仅有17个国家制定了其中3项或4项政策。令人担忧的是，126个国家仅制定其中一项预防肥胖的政策或没有任何政策。这些国家大多为中低收入国家。少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也未针对肥胖问题采取充分的政策行动。另一方面，制定了3项或4项政策的17个国家多数为中低收入国家。其中，印度、墨西哥、塞舌尔和汤加在5项指标中落实了4项；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厄瓜多尔、斐济、芬兰、匈牙利、拉脱维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葡萄牙、萨摩亚、图瓦卢和联合王国在5项指标中落实了3项。

尽管多项政策的制定值得肯定，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食品系统政策的有效实施可能受到跨国食品公司阻挠（Slater等，2024年）。政策制定不受政策制定者与食品行业之间利益冲突影响至关重要（Cullerton等，2024年）。食品行业中的游说和阻挠策略已成为各国在肥胖问题上采取全面行动的主要障碍，无论其收入水平如何（Chavez-Ugalde，2021年）。目前，墨西哥、印度和巴西等国家已制定预防肥胖的食品相关政策，这一事实说明民间社会在倡导并成功推动变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5 2025年世界肥胖日——亟待采取集体行动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依靠单一政策或仅聚焦某一系统的政策，均不足以有效遏制肥胖及相关NCDs的上升趋势。鉴于肥胖成因复杂且多因素相互关联，必须采取全面政策，推动卫生系统、食品系统、社区以及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多部门协同行动。

本报告所提供的数据旨在助力相关系统及社会层面的变革。肥胖和NCDs发病率的持续上升凸显了应对这一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紧迫性，亟需采取协调一致的多部门行动。

世卫组织近期发布的《遏制肥胖的技术方案》（2025年）提供了一系列循证干预措施，旨在营造更健康的环境，提升个人的知识与技能，并改造卫生系统以提供公平且高质量的服务。这一综合方案强调了解决导致肥胖的环境、社会和结构性健康决定因素的重要性。对于致力于制定肥胖预防与控制综合策略的国家而言，该技术方案是一项重要资源。

该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战略变革领域。（1）改善生活环境，以促进健康生活方式。该领域聚焦于营造支持性环境，使健康选择更为便捷且触手可及。主要措施包括：①通过适宜的政策推动母乳喂养，并为哺乳期母亲提供支持；②改善食品配方，减少食品中的不健康成分，如盐、糖和反式脂肪；③规范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营销行为，特别是针对儿童的营销；④制定并执行公共食品采购政策，确保学校、医院和公共机构提供营养丰富的食品选择；⑤建设安全的步道、自行车专用道和娱乐活动空间，营造积极的健康环境。（2）培养健康行为的知识、动力和技能。该领域强调公众教育和宣传活动对促进健康行为的重要性。主要措施包括：①开展大众媒体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对健康饮食和体育锻炼益处的认知；②推动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帮助个人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③针对特定群体（如学生和职场人员）设计定制化的健康教育计划，包括学校健康计划和工作场所健康计划；④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提供培训和资源支持，使其能够为患者提供营养、体育锻炼和体质量管理方面的专业咨询。（3）改善卫生系统。该领域关注改善卫生系统以有效预防和管理全生命周期的肥胖问题。主要措施包括：①将肥胖预防和管理服务纳入初级保健体系；②确保肥胖或高危人群获得公平优质的医疗服务；③制定并实施肥胖管理临床指南；④加强数据系统建设，以监测和评估肥胖预防与护理的进展情况。

以上干预措施共同构成系统导向型策略，旨在从根本上解决肥胖问题，支持个人实现健康生活方式。为推动持久性变革，该方案强调卫生系统、社区环境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该方案的实施将有助于确保为肥胖患者及高危人群提供及时、适宜且公平的医疗服务。

随着肥胖及其相关健康影响对社会构成的挑战日益严峻，系统方案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必须加强合作，协同调整卫生、农业、教育和城市规划等领域的政策，以实现共同的健康目标。各项干预措施应相互关联、协同增效，以确保可持续的改善效果。

有效防控肥胖问题已成为减轻全球慢性病疾病负担的重要抓手。当前亟需凝聚多方共识，推进协同治理：首要任务是深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构建覆盖肥胖及相关代谢性疾病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必须同步推进社会认知革新，系统性消除对肥胖人群的社会偏见与污名；亟需通过食品工业供给结构变革，构建健康膳食供给体系。在此关键节点，呼吁政府部门、医疗卫生机构、食品生产企业、雇主及媒体等切实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政策协同与机制创新系统施策，共同破解这一重大公共卫生难题。

2025年世界肥胖日“推动系统变革，塑造健康人生”的行动号召，强调了整合各部门和多领域的必要性，以实施全面且持续的肥胖应对措施。当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集体、制度驱动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当今时代最为紧迫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唯有采取大胆且变革性的行动，我们才能营造更健康、更公平的环境，为全体人民的福祉提供有力支持。

4 国家评分卡

本部分将呈现中国、美国和印度的国家评分卡（图11-图13）。其他国家的评分卡详情，请参见原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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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敏）

原版英文报告：世界肥胖联盟. 2025年世界肥胖报告［EB/OL］. 伦敦：世界肥胖联盟，2025. https：//data.worldobesity.org/publications/？cat=23

免责声明：工作组尽最大努力及时完成翻译报告及确保译文的准确性，中文版报告仍可能存在与世界肥胖联盟原版报告不一致之处，特此声明。

注：本报告中，“高BMI”包括超重（BMI 25～30 kg/m2）、肥胖I级（BMI 30～35 kg/m2）和肥胖Ⅱ级及以上（BMI≥35 kg/m2）。本报告将肥胖分为两类：①BMI＜35 kg/m2；②BMI≥35 kg/m2，因为BMI≥35 kg/m2是当前临床指南中临床干预转诊的常用参考阈值。尽管BMI被广泛使用，但仍存在固有局限。作为一种衡量体型而非健康状况的指标，BMI适用于个体筛查及群体超重/肥胖评估，但不建议将其单独作为临床诊断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