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豆腐乳非凡油条今天
别乱发朋友圈
德国队作为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夺冠大热门，小组赛踢得磕磕绊绊，把大量赌球者送上了天台。这下好了，F组比赛尘埃落定，德国居然还出局了。
其实赛前，德国国家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其竞技水平产生一定影响。
在英国进行访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抽空会见了效力于英超的土耳其裔德国国脚厄齐尔和京多安。很快5月14日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就在社交媒体po出了多张与这两人的合影。
还有一张京多安手持其效力于英超俱乐部曼彻斯特城队球衣与埃尔多安的合影，球衣上写着 “诚挚致敬我的总统”。
这下在德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连同为土耳其裔的德国绿党前主席、现联邦议院议员厄兹代米尔对厄齐尔和京多安的行为都予以强烈批评。他表示，德国国家足球队球员的总统叫施泰因迈尔，总理叫默克尔，国会叫做德国联邦议院，“它位于柏林，而非安卡拉”。
德国足协也迅速批评了埃尔多安的做法，认为他利用德国国家队的土耳其裔球员为自己的竞选做宣传，但也重申继续信任这两名球员，两人也不会被国家队开除。
这么做显然不能平息国内的反对声音，两名球员在世界杯开赛前的友谊赛中频频被嘘，德国足球名宿埃芬博格则表示。“如果德国队采取一贯的价值，那么应当会做出决定，将这两名球员开除出队” 。毕竟他当年仅仅因为向球迷竖中指就被德国队开除了。
京多安自己的辩解是，这次合影发生在一个帮助土耳其学生的基金会在伦敦发起的聚会上，他和厄齐尔觉得这个活动有意义就去参加了，并没有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政治声明。
然而对于埃尔多安来说，和这两名球星合影确实是为自己做宣传的一步好棋。毕竟当时距离6月24日不远，做了实权元首12年的埃尔多安若想继续干下去，在德国的土耳其人那里拉票也是必做功课。
事后证明，他的明星代言策略还是相当成功的。海内外的土耳其人在前几天进行的大选中又一次把埃尔多安抬上了总统大位。顺便，他还把议会制的土耳其改成了总统制，距离梦寐以求的苏丹权威，只有名分上的差别了。
当然，这点小九九也是愿者上钩的事。当时效力于利物浦的土裔球员埃姆雷·詹就机智地拒绝了埃尔多安的邀请。
不过仔细想来，实诚的德国土耳其人也不是第一次成为埃尔多安利用的政治工具了。
我以为找他们来是帮助我的
土耳其人大规模涌入德国，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
二战中，德国损失了大约九百万人口，超过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大多数又是青壮年劳动力。等到战后经济恢复期，德国缺乏劳动力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在60年代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西德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着年均 4.5%的增长率，失业率也仅为 1%。如此紧缩的劳动力市场，必须找到补充源。
德国本可以从东欧引入劳动力，但是冷战又开始了，别说东欧，连东德的劳动力都来不了西德。德国只好从西方阵营国家引入劳动力。最初德国是从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文化相近的欧洲国家引入劳动力的，但还是不满足的过旺盛的劳动力需求。
劳动力还是不够用，只能退而求其次，招募点文化差异大的劳动力吧。
六十年代初，德国开始从他们的北约盟友土耳其那里引入劳工。考虑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土耳其国内的人均月收入仅为 63美元，而当时西德的人均月收入高达739美元，这十多倍的收入差距吸引着无数土耳其劳工前往德国打工。
从最初的制度设计来看，德国明显是希望利用完这些土耳其劳工的劳动力之后让他们回家的，并不希望他们作为常住居民待在德国。
当时德国的《就业促进法》对输入外籍劳工的原则作了明确规定：首先确保德国人及与德国人有同等就业权利的外国人有优先的就业机会，防止输入劳工对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就业结构、区域及行业产生不良影响；雇主须优先聘用德国人及具有同等就业权利的外国人；如果德国人或法律上与德国人具有同等就业权利的外国人不能从事该工作，且雇主在一定期限内确实未能在本国聘到合适人员，才可输入外籍劳工。
也就是说，德国人挑剩下的工作，外籍劳工才有机会捞到点汤喝。在之前《韩国总统命好苦》里我们提到，德国人从韩国招了不少劳工做矿工和护士，都是德国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最初进入德国的土耳其劳工，也是有着类似的待遇。
1974年，在德土耳其人移民群体的男女比例为180:100，这个时候在德国的土耳其劳工大多数是想在德国赚钱后回家娶老婆的青年男人。
来了就走不了
计划定得好好的，执行起来可就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了。
德国与土耳其签订的劳工协议规定，土耳其劳工最多在德国停留两年，就是希望他们在赚到钱后能够回国而不是留在德国。
但是对于大部分工作，两年时间也就够从生手练到熟手。刚熟悉一点技术这些土耳其劳工就得回国，德国雇主们不得不再花大量时间精力培养新来的菜鸟。对于劳工来说，来德国打工就是为了赚钱，结果才做了两年就走，没攒下多少钱，无法实现回国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愿望，也不希望只做两年就回国。
在德国的土耳其劳工于是有增无减。到了1967年，大约有13万土耳其移民在联邦德国居住，而到1973年则增加到60万。
1973年，石油危机来了，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滞涨期，劳动力一下子从紧缺变成了过剩。
为了保证本国民众就业，德国停止了外籍劳工输入，还促使外籍劳工返回本国。劳工移民潮结束了，可是德国政府颁布的“家庭团聚”政策又让滞留在德国的土耳其劳工们把他们的家属接来德国。到了1987年，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群男女比例变成了 128:100。
摆明了要在德国过小日子了。
既然来都来了，那就做好土耳其移民的融入工作吧？德国在这点上做得也不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德国政府对申请入籍的外国人要求相当苛刻：在德国至少定居了10年，对德语掌握熟练，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并能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无重大犯罪记录，拥有保障其家人居住条件的住房，愿意放弃自己的国籍。这就导致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成功入籍的外籍劳工仅占全部外籍劳工的1.6%。绝大多数人都是混在德国的黑户，而且没有得到政府提供的语言和文化认同教育。
直到九十年代德国国籍法里加入了出生地原则，那些外籍劳工在德国的后代才有机会加入德国国籍。
2010年德国的土耳其裔人口有将近三百万人，其中只有117万人有德国国籍，另有177万人是土耳其国籍。历史上本就不是移民国家的德国，在二战后处理移民问题是宽严皆误，既没有严格让外籍劳工工作期满离开德国，也没有做好他们的融入工作。
来了也不是德国人
单从国籍上看土耳其人大部分都还没融入德国，从其他方面看就更失败了。
厄齐尔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直到四岁的时候他还只说土耳其语而不说德语。这是一个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后代童年的典型例子。
德国的学前教育机构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围之内，因而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较高。这就导致经济水平低的土耳其移民不愿意把孩子送往幼儿园。2006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德国有大约25%的移民幼儿没有进入幼儿园，这直接导致很多土耳其孩子在上小学之前与德国社会完全隔离。
而将近三分之二的土耳其移民在家里使用土耳其语，所以2002年《明镜周刊》的调查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柏林的克罗伊兹贝格区，63%的移民孩子在进入学校的第一年竟然不会说一个德语单词，而有八成的土耳其裔一年级学生没有任何关于德国的知识。
德国小学只上半天课，剩下半天的孩子教育是留给家庭的。可是土耳其移民家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本就很低，德语水平也差，难以辅导孩子功课。有80%土耳其家长因为德语交流能力有限而不能参加家长会。
如果小学跟不上，那么之后可能就会步步跟不上了。因为四到五年级时，老师根据整个小学就学期间孩子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等等向不同的中学进行推荐，学生分别按照成绩进入三种不同的中学。
成绩最好的学生进入文理中学，学制13 年，毕业考试通过后可直接上综合性大学。在德国社会能进入管理层或拥有更高收入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等基本都是从文理中学走进大学的学生；
成绩中等的学生进入实科中学，学制12 年，毕业后可上专科大学或者师范。这些人也就是德国版的“一亿总中流”，曾经是构成德国社会重视工业生产的基础元素，也是德国制造奇迹的缔造者；
其余各方面较差的学生进入普通中学，学制9 至10 年制，毕业后上职业技校或直接步入社会。相对于实科中学的学生，他们今后的人生就显得被动了，收入和社会地位都远远不如他们过去的同学。
当然，德国教育系统也给了晚熟的孩子一些翻身的机会。上了中学后，优秀的文理中学学生可以进入完全中学，不想上大学研究理论的文理中学学生也可以进入实科中学，普通中学的学生很难进入实科或文理中学。然而，低级别学校的优秀学生进入高级别学校之后，往往会吃力跟不上，受教育的效果未必就比在原来的学校好。
无论如何，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一个德国人的人生轨迹基本上就确定了。
德国政府的统计显示，2005 年移民子女成功进入文理中学的比例为18%，而德国学生有47%进入文理中学。40%的移民子女就读于普通中学，是德国学生比例的两倍。最大的移民群体土耳其移民的学生在学校的成绩很差，只有12%进入文理中学。
这当中，小学老师们对土耳其移民后代成绩的偏见也有一定的影响。
我认识一个土耳其移民后代。他的老师当年推荐他上实科中学，而他的父亲据理力争，认为自己的儿子应该上文理中学。最终他得偿所愿，却是班上唯一的一名土耳其裔学生。在高中阶段，他来到美国做交换生，随后就在美国读到博士，留在美国大学任教。
谈到当时被分到实科中学原因时，他也承认老师从来没有解释过，有可能是“学校认为如果这个孩子不能成功的完成文理中学的学业，将在几个月后不得不被退回实科中学，这将是一个公共耻辱和失败”。
种种原因导致土耳其移民后代受教育水平低，他们不得不走上父母辈的老路，继续从事收入低下、德国人不愿做的工作，比如工矿工人、农业工人、建筑工人、码头工人、仓库管理员等。连高级技工都少，金融、IT等高大上的行业就更与他们无缘了。
而且就算是做了这类工作，他们也还是没法适应德国社会。在我和老油条策划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与德国工人聊过，他们对土耳其同事的观感都不太好。比如斋月的时候，土耳其工人总是强调自己又饿又渴，想让德国工人多干一点活，可是德国人并不愿意被这样扯皮，双方的矛盾由此产生。
祖国的老大哥在看着你
生活和文化上，土耳其移民也没有完全融入德国。
土耳其移民来到德国后聚居在一起。他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家庭规模大，生活习惯不同，加之德国人对他们的歧视，德国人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
一旦形成聚居，聚居规模会越来越大，形成土耳其聚居区。这也是移民在到达新国家后抱团取暖的必然之路 ——过去移民到美国的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和华裔也是这么做的。聚居区里容易形成不同于外界的平行社会，土耳其特色的小餐馆和菜市场纷纷开设，你完全可以身在德国不说德语也能活下去。
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65%的第二代土耳其移民只有土耳其朋友，而在柏林，有34%的土耳其年轻人在工作以外不和德国人打交道。
土耳其人聚居的新科隆区是柏林市最贫穷的一个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靠社会救济生活，他们的人均收入也比柏林市的平均水平低了近两成。由于土耳其移民的经济状况差，家庭规模大，所以其聚居区的卫生环境很差。
德国并非移民国家，民众对移民的歧视现象较严重。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发生了多起针对移民的暴力袭击事件。1993年4月，索林根的新纳粹主义分子焚烧了一座土耳其人房子，酿成一名妇女和三名儿童死亡的惨剧。1993年12月，又有两名土耳其人被极端分子杀害。
无法融入社会，经济上也看不到希望，聚居在一起的土耳其人容易成为被各路政治派别利用的目标。对于埃尔多安来说，在德国而保留着土耳其国籍的人就是140多万张选票。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热衷于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群体里宣传，试图让那些受歧视、生活不得意的在德土耳其人产生一种“厉害了我的国”的感情。
土耳其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也让德国的土耳其人产生了一种民族自豪感。毕竟所谓千里之外父母的祖国太遥远，看上去就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出国留学的留学生尚且更加爱国，就别说隔了一两代生活不顺的移民了。
所以在德土耳其人对埃尔多安的支持率相当高。在2015年土耳其议会选举中，在保留土耳其国籍、拥有投票权的140万在德土耳其人中，有59.7%支持正义与发展党，高于正发党在本土和其他国家侨民中的得票率。
埃尔多安利用他们搞选举宣传虽然令人不安，但也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土耳其移民后代的极端化倾向。仅在新科隆区，2005年以前德国政府就发现了两个极端组织。这些组织专门招募那些对生活感到失望的穆斯林青年，利用他们对社会的不满，灌输极端主义思想。
又被人利用了
无耻的政治集团利用这些土耳其移民，也给德国带来了很多麻烦。
去年修宪公投时，正义与发展党几乎在全欧洲拉票，呼吁在欧洲还持有土耳其国籍的人投票同意修宪。然而并不是所有土耳其人都支持埃尔多安的修宪主张。在德国，支持和反对公投的土耳其人就分别走上街头表达立场，这让德国警方大为头痛，害怕土耳其公投造成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引发严重的治安问题。
土耳其政府高官穿梭于多个欧洲国家为修宪公投造势，也引发了欧洲多国的不满。
去年3月初，德国连续取消两场土耳其部长级官员前来参加的为修宪公投造势的集会。随后的3月9日，瑞士苏黎世地方政府宣布，由于“安全不能保障”，取消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原定于12日出席的在瑞土耳其人集会活动。3月11日，恰武什奥卢计划前往荷兰鹿特丹与当地土耳其人会面，然而荷兰政府以“公共安全方面的原因”禁止恰武什奥卢所乘坐的航班着陆。当晚，土耳其家庭和社会政策部长卡亚·萨扬从德国赴荷兰，也在土耳其驻鹿特丹领事馆附近被荷兰警察拦截，并被告知他已被列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除了治安问题，欧洲各国也对此次修宪中埃尔多安的野心大为担忧。埃尔多安意图借助此次修宪扩大总统权力，向着独裁者迈上一大步。造势被阻挠的埃尔多安则大为光火，接连炮轰德国、荷兰等国的行为是“纳粹行径”。不过最终埃尔多安还是如愿修宪成功，随后更是出兵阿夫林积极参与中东乱局，取得胜利后更是踌躇满志提前一年多举行大选，想借势获得连任。
这次埃尔多安为了拉票，和德国的土耳其裔球员合影也就不意外了。
厄齐尔和京多安明显被当了枪使，尤其是厄齐尔，他还是上届世界杯德国队夺冠的功臣，本届世界杯也是主力球员，对德国的认同也很强。但出了这件事之后，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稍有不顺，他一定会被当作靶子。
事实上，墨西哥首场比赛击败德国后，德国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就公开要求德国国家队将这两人除名，“团队精神在德国队的厄齐尔和京多安身上不起作用，因为无论是谁，三心二意地参与比赛都不会有必要的战斗精神”。
最糟糕的是，厄齐尔在第一场失利之后真的被主教练勒夫关进了小黑屋，终结了连续26场为国家队效力的纪录。而替换上场的罗伊斯居然还进球了。
到了小组赛最后一轮，厄齐尔又被勒夫送上场，却全程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更让右翼政客哈哈大笑起来。
而另一位风口浪尖上的球员京多安，则只获得了一次替补上场的机会，而且表现并不佳，甚至明显拉低了德国中后场的厚度。
饱受德国人民喜爱的两位球员，代表着他背后的数百万在德土裔和土侨，混成今天这个样子，又该怪谁呢？